■葉光庭
認識陳橋驛先生是我一生的幸運。
上世紀50年代，我們都在同一個學校教書，可是我在中文系，他在地理系，互不相識。1957年我被錯劃右派，遭到批斗，陳先生曾受校里指派，參加過對我的批斗會。這是他初次“認識”我。我當時拒絕認罪，據(jù)理抗辯，他大概還有一點印象。
1958年秋，我被下放回鄉(xiāng)監(jiān)督勞動；1965年回校，文革時被安排在教材科，當個蠟紙刻寫員。四人幫被打倒后，到了1978年，政治形勢比較緩和了（雖然中央對錯劃右派還沒有改正），我被陳先生調(diào)到地理系。
陳橋驛先生是為了急需找人翻譯外國地理（這是國務(wù)院交給全國各大專院校的硬任務(wù)）才調(diào)我到地理系的。他有個堂弟是我在教材科的同事，通過這位堂弟，陳先生知道我懂英語，就到教材科來調(diào)我了。
陳先生把我調(diào)過去之后，又來調(diào)教材科另一個右派——呂以春，準備培養(yǎng)他作為學術(shù)研究助手。
我們都戴著右派“桂冠”， 在人們眼里，是些像麻風病人那樣的不可接觸者。文革時，陳先生本人就戴過“反動學術(shù)權(quán)威”的帽子，挨批挨斗。他不顧人們的閑言碎語，大膽搜羅我們這些右派，是冒著很大的風險的?？墒撬幸还删髣?，同時也是出于正義感，同情我們的冤屈，就毅然不顧一切地把我們調(diào)去了。
我們一到地理系，陳先生按照我們各自的所長，一件接一件地給我們分派工作。陳先生與國外學術(shù)界聯(lián)系密切，書來信往，十分繁忙，我?guī)缀醭闪怂?ldquo;英文秘書”，不過我的主要工作還是譯書。陳先生和出版界也有許多聯(lián)系，常有出版社約他主編某類書籍，他就在系里找些有關(guān)專業(yè)的教師，組織他們來編寫。不像有些名教授只關(guān)心個人的學術(shù)研究，他還特別關(guān)心系里年輕教師的發(fā)展。他把我們抓得很緊，有時一件工作尚未結(jié)束，另一件工作又分派下來了。
到地理系不久，陳先生就要我和呂以春編寫一本介紹西湖風景名勝的書。我當時還不知道陳先生的良苦用心，只是擔心自己沒有能力完成這樣需要專業(yè)知識、編寫經(jīng)驗和水平的工作。其實陳先生對我們的經(jīng)濟困難早已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了，他是想幫我們弄點稿費，添補不足。這是很久以后他才告訴我的。書成之后，于1982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西湖漫話》，這是我們到地理系后出的第一本書。這本關(guān)于杭州西湖的書，卻遠在北方出版，其實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他的一位學術(shù)界朋友在天津人民出版社任社長，他就利用這點關(guān)系，替我們作“稻粱謀”了。
《西湖漫話》的出版，多少提高了我的信心，可是我終究是文科出身，對地理專業(yè)一竅不通，而且經(jīng)歷了20年來淪為賤民的悲慘命運，自然加重了自卑感，削弱了自信心。雖然專業(yè)不對口，我時常感到力不從心，但陳先生分派給我的任務(wù)，卻愈來愈難，也愈來愈重。他給我安排的翻譯工作，有些是專業(yè)性很強的，例如美國地理學家哈特向（R. Hartshorne）的名著《地理學的性質(zhì)》和著名漢學家施堅雅（W. G. Skinner）主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對這些工作，開始時我都不敢接受，感到遠非我力所能勝。在我猶豫不決的時候，陳先生總是鼓勵我，幫助我，使我克服畏難情緒，完成工作，而且書也出版了，因此心情還是十分愉快的。
陳先生是終身教授，我從地理系退休后，他保持仍然同我來往，介紹我做些工作。他說，退休后無所事事，不但內(nèi)心空虛無聊，對健康也不利。他這些心里話，流露出對我的關(guān)心。我沒有完全虛度此生，多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雖然微不足道——是應(yīng)該感謝陳先生的。
在我出版過的書中，我覺得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水經(jīng)注》的今譯。陳先生畢生致力于《水經(jīng)注》研究，是國內(nèi)的酈學泰斗；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關(guān)于這部古典名著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各出版社相繼出版各種古籍今譯的圖書。陳先生也希望能把《水經(jīng)注》譯成白話文，便于一般讀者閱讀。但他本人有更重要的研究課題，騰不出時間做這件有意義的工作。經(jīng)過長期考慮，他終于選定了我。我過去接觸的主要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和外國文學，國學根底很淺，覺得這樣艱巨的任務(wù)，是超乎我的能力的，因此一再婉辭。陳先生善于用人，也善于挖掘人的潛力；他相信只要調(diào)動我的積極性，我還是有可能完成這項工作的。他一再鼓勵我，自己也譯了一卷作為示范。他對我的信任和器重，使我感動，覺得不能再執(zhí)意推辭了，更不應(yīng)辜負他的一番盛意。我憑借詞典試讀了幾卷，有些難點向他請教之后也解決了，終于鼓起勇氣，作一次大膽的嘗試。不過我覺得工作量太大，希望找人合作，遇到困難也有人商量；陳先生也同意了。我找了兩位合作者，出了第一個譯本。此書在國內(nèi)和臺灣先后共出了四個不同的版本，最后也是最完善的一個，是臺灣三民出版社出的《新譯水經(jīng)注》，但由于各種原因，兩位合作者先后相繼退出了。
《新譯水經(jīng)注》雖然以“新譯”為書名，但“譯”在書中所占的分量，是遠遠不及陳先生所做的研究工作的。書中的大量注釋，有許多涉及極其艱深古奧的典籍，一般人是極少獵涉過的。沒有廣博精深的學養(yǎng)，很難查出這些需要加注的典故、名物、職官，以及人名和中外古地名等等的出處。還有“研析”，當然也是陳先生畢生研究成果的結(jié)晶。像我這樣一個無名之輩，在這本書中，竟與學術(shù)界泰斗陳先生一同列名，既感到榮幸，也感到惶恐和慚愧。
2007年，我遷到浙大西溪校區(qū)啟真名苑，和陳先生同住一個小區(qū)，往來方便了，有時也去看看他，一談便是幾個小時。往日陳先生有事來找我，總是匆匆而來，交代了幾句，就匆匆而去，真是惜陰如金；今天他畢竟年事已高，勞苦工作了一生，也該休息一下了，不再像先前那樣緊張，年年出書，月月發(fā)表論文了。陳先生很健談，聽他憶昔談今，覺得趣味盎然。但我素性沉默寡言，所以當“聽眾”的時候居多。陳先生的記憶力特強，久遠的往事，聽他娓娓講來，仿佛如在眼前。他談到年青時出于愛國熱情，曾參加遠征軍，給美軍當翻譯官。開始時聽力不夠好，常常要“I beg your pardon!”半個月后就好了?？梢娝麑W習能力極強，進步神速。我非常羨慕他能夠有這樣的機會；他能出國講學，也是這時打下的口語基礎(chǔ)吧。回想自己，學生時代我所受的外語教育，專重文學而不重口語，日后又沒有機會和外國人接觸，所以聽力很差，講英語也結(jié)結(jié)巴巴。我的英語只是“書房英語”，閱讀和寫作勉強還能應(yīng)付一點，可是和外國人打交道就完全不行了。
陳先生的記憶力是祖父給他培養(yǎng)出來的。小時祖父要他背書，起先是背唐詩，以后背四書五經(jīng)，日久遂成習慣。他背過英文辭典，背過英文小說。他說到莫泊桑的“The Necklace”, 安徒生的“The Match Girl”時，就大段大段地背出來，使我不勝驚異。我說他在記憶力方面是天才，但他說這是訓練出來的。我確實讀過些科普文章，說人的大腦如果開發(fā)出來，其潛力是驚人的。我想這恐怕只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吧，真正要做到腦力最大可能的開發(fā)，至少總該有特殊的條件吧。古人讀書都注重背誦，但很少人能訓練出陳先生這樣的記憶力。至于陳寅恪、錢鐘書這樣記憶力超人的大學者，幾百年也沒有幾個。我對朋友們提到陳先生這樣超強的記憶力，都說從來也沒有見過。
陳先生思維敏捷，寫作速度也是驚人的。他曾說年青時一晚上可寫一萬幾千字；80歲后，還能每月發(fā)表一篇論文，每年出幾本書。說他“著作等身”，絕非夸張之詞。
12月10日是陳先生九十華誕，我寫此文，既表示我個人對陳先生的感謝和敬仰，同時也表示對他九十華誕的祝福。
《 中華讀書報 》（ 2011年11月09日 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