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因研究敦煌學而舉世聞名，他說：我相信總有一天敦煌在中國，敦煌學也在中國；他的著作《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是我國第一部全面闡述敦煌學的著作；他的古漢語中古語音研究著作《瀛涯敦煌韻輯》基本恢復了千余年前隋朝音韻學家陸法言的《切韻》系統(tǒng)；他已駕鶴仙去，留下了無數(shù)珍貴史料，更留給了后人“修辭立誠，天下文明”的訓辭。
    
    他就是我國著名國學大師姜亮夫先生。4月28日，在姜亮夫先生誕辰110周年之際，姜亮夫先生弟子、浙大古籍研究所的師生和親屬相聚浙大紫金港，緬懷先生業(yè)績，誠憶師恩。
    
    治學終生的大師
    
    姜亮夫先生的弟子、復旦大學教授傅杰在座談會上，回憶姜先生與書的故事：“姜先生的視力近乎失明，但他從來沒有停止過看書，書本幾近貼到臉上。1983年，16本的王國維遺書影印出版，雖然很貴，但姜先生勸我買，還讓我為他也再買一套。因為原來那套不齊了。像姜老師這樣，到了80歲還在不停地看書，這種不知老之已知的治學精神，讓人感動。‘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姜先生完全就是這樣的人。”
    
    “讀書至今，我一直都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在遇到的這么多好老師中，姜先生是對我影響最大、影響最深遠的。1964年師從先生讀研開始，直到1995年先生去世，這32年間，我們的交往一直都沒有斷過。”在座談會上，姜亮夫的大弟子、原浙江大學古籍所所長崔富章回憶了先生的點滴教誨：“先生逝世后，很多報社找我約稿，希望寫些有關先生的回憶文章，但我至今都沒有動筆。我覺得先生的境界很高，我們做學生的，需要時間來領會。以我的了解，先生有兩點讓我終身難忘。第一是，先生非常自信，具有文化自豪感。即便在文革這么嚴重的摧折年代，先生他也沒有垂頭喪氣，總對未來充滿信心。如果文化分器物、社會組織和精神三個層面，那么姜先生在三個層面都有研究，在國內(nèi)學者中是很少見的。還有一點，先生非常注重文化傳承。我們認識的32年間，先生談到的學術人物不少于100人之多。他會和我談這些學者的老師，談他們的學生，在學術傳承上作一個精要的對比。”
    
    浙江電視臺錢江頻道的計偉強，曾經(jīng)做過姜先生的學術助手，他說姜先生是一個文化大家，研究的對象是人，是文化。“畢業(yè)留校后，我就成為了姜先生的助手，姜先生叫我看的第一本書是《古代社會》，他說你要學文化人類學，還得對歷史有了解，再加上你古漢語基礎還可以，通過古代的語言，去接觸古代的文獻，從而了解古代的社會，這樣你就有了一個系統(tǒng)的古代社會理論基礎，視野就打開、寬廣了。”計偉強說雖然后來自己改行了，但姜先生教會了他從各種不同的文化視角全面觀察、考察和比較各種現(xiàn)象，這讓他受益匪淺。
    
    “姜先生在治學方面喜歡用‘笨方法’”姜亮夫先生的女婿徐漢樹編著的《學林留聲錄》一書中回憶到，他會花大量的時間去積累資料，不遺余力的加以整理，所以才會有《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才會讓世人見識到《楚辭》中80多組字或詞的統(tǒng)計表。“而”字，《離騷》73次、《九歌》3次、《天問》23次、《九章》199次、《遠逝》58次、《九辯》116次……
    
    為了學生
    
    在姜亮夫60多年的教書生涯中，他一直堅持不僅要教給學生廣博的知識、做高深的學問，指引研究的方向，最終教會學生做學問的方法。
    
    在浙江師范學院時，姜先生發(fā)現(xiàn)學生不會自學。“那時系里有個指導思想，師范學院學生大部分做中學老師，因此只要把中學語文教材合成“古典文學”、“現(xiàn)代文學”、“語言文學”三大類，然后編寫好中學語文教材參考資料，學生一畢業(yè)，拿著參考資料就可上講臺。”徐漢樹說，針對這個情況，姜先生提倡學生要多讀書、苦讀書、會讀書，這樣畢業(yè)才能獨立工作，才能舉一反三。
    
    1983年，姜亮夫先生受命組建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任首任所長。那時，他已逾80高齡，依然親自授課。張金泉說，姜先生一直身體不好，不僅視力近盲，而且體虛似“搖搖欲墜”，但每次上課，那怕是下著雨，也從沒有耽誤過。而且，他還憑借自己在學術界的“人脈”和地位，請來多方大家為學生授課。
    
    浙大人文學院王云路教授，也是姜先生的親傳弟子，她對姜先生教的研究方法記憶猶新。“姜先生說，做學問就像在打樁，樁打得越深，旁邊的泥土就越會吸附在樁的周圍，學問的根基就越來越深，否則就是浮萍，沒有一個歸屬。他告訴我們做學問重在打基礎，要從一本書、一個領域入手，這個研究方法是相當重要的。”
    
    為了中國的敦煌
    
    20世紀30年代，姜亮夫留學法國，他見到我國的許多國之重器、珍貴文物流散在異國他鄉(xiāng)的博物館，尤其是見到敦煌寶藏的文物，激起他的愛國之情。姜亮夫放棄攻讀博士學位的原計劃，用了兩年的時間，全力投入搶救敦煌文獻的工作，此后，對敦煌學的研究，終其一生。
    
    “上個世紀80年代，學界流傳一個說法‘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日本’。就在那時，中國敦煌文化學會正在籌建，杭州大學因為有姜先生，成為學會的發(fā)起單位之一。姜先生作為一個發(fā)起人，起草了敦煌學研究規(guī)劃，這個項目國家拔款500萬，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作為親歷者，浙江大學古籍所教授張金泉在座談會上回憶恩師姜亮夫時說。
    
    1985年，姜先生關于敦煌學的重要著作《莫高窟年表》歷經(jīng)磨難，終于出版，全書48萬字。以年代為經(jīng)，史事為緯，對公元68年至1943年敦煌文獻進行編年，證考入表。該書體大精深，考訂詳盡，為敦煌學奠基作品之一。
    
    “姜老搞了一輩子敦煌學，因為一些歷史原因，他一輩子都沒有到過敦煌，”張金泉說，1990年的時候敦煌研究院開了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因為年邁體衰，姜老身不能之，心向往之，所以他專門題詞，他說敦煌寶藏是全人類的遺產(chǎn)，他說敦煌不光光是中國的，還是全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財富，需要全世界的學者一起來研究它。
    
    云南省前副省長梁公卿回憶說：“姜亮夫后來雖然生活在杭州，但每次見面，姜先生都會問我，昭通的莊稼長得怎么樣？昭通北的林子長得怎么樣？我都非常感慨和激動。姜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學者，他曾經(jīng)送給我一句話：‘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實實做事’，讓我受用至今。現(xiàn)在昭通姜先生的故居，我們建起了姜亮夫紀念館，希望能讓姜先生的學術精神更加發(fā)揚光大。”
    
    (文 潘怡蒙/攝影 盧紹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