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抗生素，你一定不會陌生。它曾是人們眼中“無所不能”的救命藥，但是近年來，隨著抗生素的過度使用，人類的危機感也越來越重：濫用抗生素養(yǎng)出了幾乎無藥可治的“超級細菌”，我們可能再次陷入無抗菌藥物可用的危險時代。

事實究竟如何？最近，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yī)院俞云松教授帶領(lǐng)的團隊完成的研究論文對這一問題給出了答案。 

論文題為《中國血流感染分離的大腸埃希菌與肺炎克雷伯菌MCR-1流行情況：多中心縱向研究》，在“超級細菌”耐藥性與防治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果，于2017年1月27日發(fā)表于國際頂級醫(yī)學期刊《柳葉刀?感染病學》（LancetInfect Dis），影響因子高達21.3。

最后一道抗菌防線，面臨巨大威脅 

抗生素是現(xiàn)代醫(yī)學的奇跡之一。自人類發(fā)明抗生素以來，病原細菌與抗生素的博弈一直在繼續(xù)，細菌耐藥性的快速增長，給人類抗感染帶來了嚴峻挑戰(zhàn)，人類有可能再次陷入無抗菌藥物可用的危險時代。

以多重耐藥革蘭陰性菌為例，一旦感染，有效治療藥物非常有限。黏菌素，是治療這類“超級細菌”感染的最后一道防線，不久將在中國被批準用于臨床。

正值其上市備受關(guān)注之際，2015年一項研究顯示，在中國發(fā)現(xiàn)一個新的抗生素耐藥基因（MCR-1），攜帶MCR-1的細菌對黏菌素也具有耐藥性。

黏菌素自上世紀80年代以飼料添加劑的形式被廣泛應用于農(nóng)業(yè)養(yǎng)殖，在動物糞便分離的大腸埃希菌中MCR-1基因攜帶率非常高。自2015年中國首次報道MCR-1以來，世界五大洲超過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qū)，動物樣本、動物源性食品和人體標本當中都檢測到MCR-1陽性腸桿菌科細菌。而且，MCR-1可以在不同的細菌之間，甚至在動物與人之間傳播，這將導致黏菌素耐藥傳播速度加快，甚至大范圍暴發(fā)。這意味著“最后一道抗菌防線”也將面臨巨大威脅。

一時間，MCR-1受到全球?qū)W術(shù)界、新聞媒體和各國政府高度重視和關(guān)注，黏菌素耐藥也成為全球細菌耐藥領(lǐng)域的研究熱點。

我們真的拿“MCR-1”沒辦法了嗎？

過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動物樣本上，而MCR-1基因在人體特定感染類型細菌上的攜帶情況、耐藥情況、傳播情況究竟如何，尤其是對感染預后的影響如何，仍不清楚。

為明確我國血流感染患者分離的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當中多黏菌素耐藥情況、MCR-1分布情況、MCR-1分子流行病學特征，以及攜帶MCR-1菌株感染對患者預后的影響，浙江大學醫(yī)學院附屬邵逸夫醫(yī)院俞云松教授團隊與其領(lǐng)導建立的全國臨床和微生物協(xié)作網(wǎng)同道一起，開展了大范圍、大樣本量的臨床感染病例研究：從2066株血流感染分離的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中篩選多黏菌素耐藥株和MCR-1基因陽性菌株，共獲得21株MCR-1陽性菌株。這2066株菌株來自全國22個省市28家醫(yī)院，可能覆蓋到10億人口區(qū)域。

研究結(jié)果顯示，目前我國血流感染患者中分離的大腸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多黏菌素耐藥率和MCR-1攜帶率都較低，且呈散發(fā)態(tài)勢，傳播能力有限，無需過度恐慌。此外，攜帶MCR-1的菌株對很多藥物仍然保持敏感，目前沒有對感染病人的預后造成影響。 

當中國引入黏菌素，醫(yī)生需謹慎開處方

俞云松教授表示，目前多黏菌素耐藥率和MCR-1在我國血流患者當中檢出率較低，可能與多黏菌素還未被應用于臨床有關(guān)。但是，一旦多黏菌素被批準用于臨床，由于藥物篩選作用，出現(xiàn)MCR-1基因廣泛播散而導致臨床革蘭陰性菌對多黏菌素耐藥率上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耐藥問題必將在不久的將來成為另一棘手的問題。因此，在對很多藥物仍保持敏感的情況下，我們要嚴格探尋多黏菌素的臨床使用指征，合理規(guī)范使用多黏菌素，同時加強多黏菌素耐藥情況的監(jiān)測，最大程度遏制多黏菌素耐藥菌株及其MCR-1基因傳播。

作為我國首個針對MCR-1基因臨床價值的縱向多中心臨床病例研究，俞云松教授團隊的該項研究成果不僅填補了臨床重要感染（血流感染）致病菌株中MCR-1基因的分布和傳播機制等數(shù)據(jù)空白，也為后續(xù)多黏菌素合理用藥和耐藥控制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科學依據(jù)。